接下來的兩天，高玉良的調研節奏驟然加快。
他謝絕了林江縣安排的後續行程，也婉拒了王志國等人“再深入匯報”的請求，帶着調研組直奔下一個預定地點——位於漢東南部丘陵地帶的老工業縣，明山縣。
與林江不同，明山縣的底色是灰蒙蒙的。這裏曾以一座大型國有機械廠聞名，撐起了全縣經濟的半邊天。如今，鏽跡斑斑的廠區大門緊閉，高聳的煙囪不再冒煙，只有廠區圍牆外大片空置的、門窗破損的職工宿舍樓，像一群沉默的、被遺棄的巨獸，訴說着往日的喧囂與當下的落寞。
高玉良沒有去縣委，而是直接去了廠區所在的城關鎮街道。街道黨委書記是個四十多歲、頭發已有些花白的女同志，姓何，臉上帶着長期與繁雜事務打交道留下的疲憊和堅韌。她顯然接到了縣裏的通知，對高玉良一行的到來並不意外，但也沒有林江縣那種過度的緊張，更多的是一種“終於來了”的平靜，甚至是一絲解脫。
“高書記，我們這裏情況，比報上去的可能還要具體一些，也復雜一些。”何書記沒有客套，攤開一張自繪的廠區及周邊地圖，上面用不同顏色的筆做了密密麻麻的標記，“在職職工分流安置了一部分，但還有三百多人，主要是四十五歲以上的老工人，技能單一，再就業困難，目前拿基本生活費。離退休職工一千二百多人，醫保社保雖然接續了，但養老金水平不高，看病負擔重。最棘手的是‘家屬工’和‘大集體’職工，當年政策不明確，現在身份認定、待遇落實都成問題，有將近五百人，常年上訪，是我們街道，也是縣裏最大的不穩定因素。”
她的介紹沒有修飾，沒有“在上級領導下取得積極進展”之類的套話，每一組數字背後，都是一個個具體家庭、具體人生的困境。
“你們現在主要的工作思路是什麼？有什麼困難？”高玉良問，他注意到何書記的辦公室異常簡樸，甚至有些凌亂，堆滿了各種文件材料和表格。
“思路？”何書記苦笑了一下，“就是‘穩’字當頭。縣裏財政緊張，拿不出太多錢來一次性解決歷史欠賬。我們的工作，主要是‘盯’和‘勸’。盯着這些人，防止他們大規模聚集、越級上訪。一家家、一次次上門，講政策，講縣裏難處，有時也幫着解決點臨時困難，申請點民政救濟。說白了，就是當‘滅火隊’和‘情緒垃圾桶’。”她頓了頓，看向高玉良，眼神裏有種坦率的無奈，“高書記，說句實在話，我們這些基層幹部，很多時候很無力。我們知道他們難，有些訴求也合理。可政策、資金、權限都不在我們手裏，我們除了磨嘴皮子、陪笑臉、擔責任，能做的有限。時間長了，老上訪戶看見我們都煩，覺得我們是‘縣裏派來糊弄他們的’；有些年輕同事也覺得憋屈，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希望。黨組織在這裏，有時候感覺像個‘維持會’，凝聚力、戰鬥力……說實話，我們自己也心虛。”
高玉良默默聽着，心頭沉重。何書記的直白，比任何精心準備的匯報都更有沖擊力。這裏的問題，是幾十年積累下來的體制之弊、轉型之痛，沉痾已久，非一劑猛藥可解。而承擔着最直接穩定壓力的基層組織和幹部，就像站在一道不斷滲水的堤壩前，用最原始的人力，疲憊不堪地試圖堵住每一個可能潰決的縫隙。沙瑞金所說的“隔離”與“異化”，在這裏以一種更加絕望和耗竭的方式呈現：幹部與群衆之間，因長期無法解決的實質問題，積累了厚厚的隔閡與不信任；而幹部自身，也在這種日復一日的“維持”中，消耗着熱情與信念，產生深深的職業倦怠和無力感。
“帶我去看看。”高玉良說。
何書記帶着他們，走進了那片沉寂的廠區生活區。道路坑窪，樓房牆皮剝落，很多窗戶用塑料布或木板釘着。雖是白天，但小區裏行人稀少，偶爾看到幾個老人坐在樓洞口曬太陽，眼神空洞。空氣中彌漫着一股陳舊、頹敗的氣息。
在一棟筒子樓前，他們遇到了幾個正聚在一起議論的中年男女，看到何書記，聲音低了下去，眼神裏混雜着漠然和一絲不易察覺的警惕。
“老張，李大姐，這是省裏來的高書記，來看看大家。”何書記上前打招呼。
“省裏來的？”一個面色黝黑、手指關節粗大的男人打量了高玉良幾眼，語氣不冷不熱，“來看我們？看我們怎麼還沒餓死？”
“老張，別這麼說……”何書記試圖緩和氣氛。
“那怎麼說？”旁邊一個圍着舊頭巾的婦女提高聲音，“何書記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家那口子，在廠裏幹了三十年，落下一身病，現在一個月那點錢，藥都吃不起！上次說那個‘家屬工’認定，材料交了八百遍，就是沒下文！我們找誰去？除了堵縣政府大門，還能咋辦？”
“就是！光來看有什麼用？能解決問題嗎？我們不要聽好聽的，我們要實在的！”
人群情緒有些激動。何書記和幾個街道幹部連忙上前勸解，語氣近乎懇求。高玉良站在一旁，沒有立即說話。他聽着那些充滿怨氣、卻也浸透生活艱辛的控訴，看着何書記她們疲於應付、又不得不強撐着的模樣，心裏那根名爲“現實”的弦，被重重地撥動着，發出沉悶的回響。
這裏沒有河口鎮那種“發展”與“民利”的尖銳沖突，有的是一種被時代車輪碾過後，緩慢沉沒的鈍痛。黨建、組織、信念……這些宏大的詞匯，在這裏似乎被磨蝕得蒼白無力。群衆要的是生存，是看病，是養老；基層幹部要的是穩定，是不出事。雙方都被困在同一個無解的局裏，互相消耗，看不到出路。
“各位老師傅，大姐，”等高玉良開口時，聲音不高，但帶着一種平和的、試圖溝通的誠意，“大家的情況，何書記跟我介紹了，剛才我也聽到了。省裏派我們下來，就是想把像明山、像咱們廠區這樣的真實情況，原原本本地帶上去。問題有歷史原因，解決起來確實需要時間，也需要政策和資金。我沒辦法在這裏給大家打包票，說馬上就能如何如何。但我可以保證，你們剛才說的每一句話，每一個困難，我們都會記錄下來，會認真研究，會向省委、向相關的部門反映。解決問題要一步一步來，但至少，要讓上面真正聽到、看到大家的難處。”
他的話語沒有華麗的承諾，但那份坦誠，反而讓激動的情緒稍微平復了一些。那個叫老張的男人看了他一會兒，悶聲問：“反映了，真有用？”
“我不敢說百分之百有用，”高玉良實話實說，“但不反映，不把問題擺到桌面上，就更沒希望。就像何書記她們，天天在這裏，不也是爲了能把情況報上去，能爭取一點是一點嗎？”
他這話，既是對群衆說，也是對何書記等基層幹部的一種理解。何書記看了他一眼，眼神復雜。
離開廠區時，天色向晚。夕陽給那片破敗的建築塗上了一層淒涼的暖金色，更添寂寥。
“高書記，讓您見笑了。”回程車上，何書記有些不好意思地說，“我們這基層，就是這樣，雞毛蒜皮，哭窮叫苦，上不了台面。”
“不，”高玉良搖搖頭，語氣鄭重，“這才是最真實的基層。你們不容易，這裏的群衆更不容易。你們的工作，是在最艱難的地方，維系着最基本的穩定和人心。黨建不是空中樓閣，就是在這些具體而微、甚至有些灰頭土臉的事情裏，看我們的組織能不能起作用，我們的幹部有沒有擔當。”
他停頓了一下，對旁邊的趙立春說：“明山的情況，要單獨形成一個專題報告。不僅要講問題，也要講基層幹部在這種困境下的堅持和努力，講他們面臨的現實掣肘。報告要實，要有具體的案例分析，有數據支撐，也要有建設性的建議，特別是關於如何統籌解決這類老工業基地歷史遺留問題、如何給予基層更有效政策工具和資源支持的建議。”
“是，高書記。”趙立春認真地記下。
高玉良知道，這樣一份報告，可能會觸及許多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，可能會讓一些部門和地方感到“刺眼”。但它必須寫。如果說林江的問題關乎發展的“溫度”，那麼明山的問題，則關乎轉型的“陣痛”和社會的“托底”。兩者同樣重要，同樣緊迫。
在返回省城前的最後一站，高玉良去看了兩個基層黨建的“亮點”。一個是城郊一個轉型成功的“淘寶村”，黨支部帶領村民搞電商致富，紅紅火火；另一個是社區“大黨委”整合轄區資源服務群衆的典型，有聲有色。
亮點很亮，經驗也很好。但看過林江的“溫度”考驗和明山的“陣痛”掙扎後，高玉良再看這些“亮點”時，心情卻更加復雜。它們當然是成績，是方向，但也像精美但孤立的盆景，無法完全覆蓋和替代那些更爲廣闊、也更爲沉重的現實土壤。漢東的基層，就像一幅巨大的拼圖，既有光鮮亮麗的板塊，也有灰暗破損、甚至已然缺失的部分。而真正的風險，往往就潛伏在那些光亮照不到的裂縫和暗影之中。
調研結束，返回省城的路上，高玉良比來時更加沉默。車窗外，景色從丘陵重歸平原，視野開闊起來，但他的心，卻仿佛被那些山川、廠區和面孔填滿了，沉甸甸的。
這次下去，他看到了沙瑞金想讓他看到的“風險”的具象，也看到了自己長久以來可能忽視的、漢東肌體深處的沉痾與隱痛。他不再僅僅是一個身陷省委權力博弈的“棋子”或“山頭”，他更真切地觸摸到了這個副省級大省真實而復雜的脈動。
這讓他感到一種更深的責任，也帶來了更深重的迷茫。
看到問題，只是第一步。如何解決？或者說，在省委當前微妙的格局下，他能推動解決多少？他的“溫度”論和“托底”論，在講究效率、速度和“硬指標”的政績考核體系中，能占據多少分量？李達康會怎麼看？沙瑞金又會如何權衡？
更重要的是，他自身的處境並未改變。祁同偉的躁動，李達康的進逼，沙瑞金的審視，依然如影隨形。他將這些沉重的基層現實帶回去，是會成爲改變局面的砝碼，還是僅僅成爲一份歸檔的、無人真正在意的“參考資料”？
他不知道。
車子駛入京州市區，熟悉的繁華與喧囂撲面而來。高樓林立，車水馬龍，霓虹閃爍，與剛剛離開的林江、明山，仿佛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。
高玉良搖下車窗，讓微涼的晚風吹在臉上。他需要一點時間，從那種沉重的、帶有“土腥氣”的基層情緒中抽離出來，重新回到這個由文件、會議、話語和權力構成的、精致而冰冷的“上面”的世界。
他知道，接下來的匯報，將是一場新的考驗。他必須將所見所聞，轉化爲沙瑞金能夠聽懂、願意傾聽的語言，在政治正確的框架內，爲那些無聲的掙扎和沉痛的現實，爭取哪怕一絲被看見、被改變的可能。
這很難。但他必須嚐試。
因爲，當他在明山筒子樓前，對那位老張說“會反映上去”時，他看到了對方眼中一閃而過的、微弱到幾乎看不見的、名爲“希望”的光。
他不能讓那點光，徹底熄滅在自己的沉默或無力之中。這是他作爲省委副書記的責任，或許，也是他在這場復雜棋局中，所能找到的、爲數不多的、屬於“高玉良”自己的落子之處。
